“今年‘两会’，我要建议国家卫计委取消2014年起在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求住院患者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以下简称“拒收红包协议”）的规定！”
在接受《医学界》采访时，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恩泽医疗中心主任陈海啸这样说：“这种做法的原意是良好的，希望这一措施对医生群体是一种警示，对患者，特别是那些在“送还是不送”之间纠结的患者来说是一种提醒，应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二年来的实际情况，让医患双方均感难受，陷入走过场，空喊口号的状态，也不利于医患之间形成良好的互信。”
早在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提及拒收红包协议就曾愤怒地表示，“这是对我尊严的侮辱！”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曾向该协议开炮：“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而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所以我不认可这个协议。”
尽管医药卫生界的代表委员对“拒收红包协议”颇有微词，但这项让医生们感到尊严受损的协议却依然存在。陈海啸觉得，必须继续呼吁，在如今相对紧张的医患关系下，这样的规定也可能加剧双方的矛盾：“面对这样的协议，医务人员的心理会很难受，感觉把自己当成了罪人，我们曾经做过调查，用这种负向的方式阻止红包，效果微乎其微。”
“医院里确实存在收受红包的现象，但全国范围内一刀切的施行，还要进行检查，其实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陈海啸认为，医生并不会因为患者给不给红包而改变治病救人的态度，很多时候患者给医生红包，都是出于感激之情，“拒收红包协议”的存在让这种感情变了味，似乎把医生和患者都当成了“犯人”。
《医学界》曾在去年7月份报道过一则新闻，一位患者在“拒收红包协议”上的签字留言中写道：“我签这个协议是极不情愿的，这是对医患双方的人格的最大侮辱，我劝你们这些管事儿的饭桶们少打麻将，多深入群众。”
在此前《医学界》发起的“红包禁令一周年调查”中，近84.36%的医生都被要求签署该协议，而九成医生不愿意签署；更有近40%的医生认为“拒红包协议”可能起到暗示患者送红包的作用，近19%的医生表示，要求签订拒红包协议后，送红包患者反而增多了。
很多医生都表示，“拒收红包协议”是对医生的道德绑架，是将广大医生无条件宣判有罪、绑上道德刑场。甚至有人提出，按照此逻辑，为何不让公务员签署拒收贿赂协议书，让老师与家长签署拒收红包协议，让官员与全体国人签署拒贿赂协议呢？
陈海啸认为，关于“红包”问题，应该进行正面的引导。一方面，倡导医生和患者的自立，患者到医院后，应该告诉他们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重塑医患间的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加强合理引导，病人表达感谢的途径不应仅停留于“红包”，可以为医院和社会做些慈善，比如，为医院捐赠书籍等财务，一些医院还设有公益慈善基金，患者也可以进行捐款，这样更有利于在全社会建立一种更加良性的医疗生态环境，“要努力创造新的医患关系，现在的大规模检查，不仅劳民伤财，在心理和效果上都不明显”，“政策的制定应该以人为本、以劳动者为本”。
鉴于签订不收红包协议的上述负面作用，陈海啸建议国家卫计委：
１.取消强制在全国范围对二级以上医院执行签署《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此项规定，改为由医院自主选择是否需要签署。
２.倡导医务人员自律，加强医患双方正面宣传引导，还医生一个尊严，给患者一个明白，多用正面激励手段，营造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
３.制定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红包”预防措施和管理制度，强化医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提高和职业守则执行的培训和督查．尽量提高医务人员的正常收入。
４.引导病友用正常方式感激医务人员为之康复的付出，改送红包为做慈善，医院设立一些专项或常态的帮助其他病友或医院建设的捐助项目，公开财号供病友和社会人士捐钱，或为病友开设到医院做义工的通道等。
（责任编辑：lg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