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处理全过程

□本报记者 刘平安 白国志 刘灿辉 覃 红□ 　　“5·12”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前夕，内地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确诊的消息让四川再次出现在世界的聚光灯下。面对一系列重大考验，四川作出了正确选择，赢得了时机、赢得了胜利。 　　“病人要离开，放还是不放？” 　　“病人要离开，放还是不放？”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选择摆在了四川省卫生厅应急办主任苏林的面前。时间是5月10日凌晨1时多。归心似箭的包某及其父亲、女友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隔离了11个小时后失去了耐心，坚持要离开医院回到内江的家中。他们还不知道，一个以他们为中心的风暴平地而起，整个四川省的卫生应急响应机制箭在弦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轻易放掉，因为病人从美国回来、有明显症状，患甲型H1N1流感的可能性非常大。”苏林接到电话后作出明确答复：“留住病人，等待实验结果。” 　　苏林的敏感不是没有来由。作为四川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中心主任，他的目光早在4月24日就锁定在当时还被称为“猪流感”的甲型H1N1流感上。 　　苏林说：“当时，北美发生了流感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了通报。4月27日一上班，我给卫生部应急办打电话请示应对策略。卫生部已于周末开了紧急会议，指示密切关注、做好预案。4月29日下午，省卫生厅发了加急内部明电，紧急通知各市、州加强流感应对措施。” 　　正是这个加急通知为四川省迎战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奠定了基础。其要旨包括：各地卫生系统、疾控部门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信息，加强检测；各市、州卫生局、定点医院、传染病医院要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药物以“达菲”为主、大型设备以负压救护车为主，负压救护车随时待命；进行技术力量培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把检测方法及试剂发下来后，迅即组织省级CDC实验室培训技术人员；做好医务人员和面对社会的宣传教育，避免恐慌。 　　苏林的反应不慢，而疫情的来势也猛。4月29日，上海市发函，请求协查一位与香港甲型H1N1流感感染者同航班的成都乘客。“民航提供信息，我们当天就找到那个人，居家隔离、不出门、测体温，结果很好。同一天，网上传出自贡大量病死猪的消息，我们查实为谣言，及时避免了社会恐慌。” 　　4月30日，省卫生厅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省疾控中心(CDC)、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省人民医院、成都市传染病医院等第一批响应。之后的“五一”期间，苏林不断收到卫生部的各种文件和指示。5月4日上班后，省委、省政府要求建立各部门联动机制，发改委、民航、卫生、出入境检验检疫、公安、旅游、药监、畜牧等部门积极响应。 　　在苏林手里的公文夹中，四川省省长蒋巨峰签字过问和指示的红头文件一个接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已经张网以待。 　　“疑似甲型H1N1流感，报还是不报？” 　　第一道防线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门诊导医按发热病人诊断流程立即通知急救中心分诊台，领班护士长杜丽红马上前往门诊部专用通道接转病人到急救中心发热门诊就诊排查。测体温38.5℃，自诉发热1天，伴咽痛、咳嗽、头痛等症状。 　　考虑包某从美国回来，医护人员立刻想到了甲型H1N1流感。他们给包某及其两名亲友发了口罩，并集中在发热门诊隔离观察室，同时汇报给医院总值班。副院长邓绍平说，医院当时就启动院内防治甲型H1N1流感病毒卫生应急处理预案，请检验科做咽拭子取样检查。 　　邓绍平说，见到医院采取的措施，病人和家属都恐慌、烦躁，尤其是家属，超出限制区域活动，执意离开医院回家。医院在积极劝说争取他们理解的同时，把情况报告给了医院所在地的青羊区CDC及省卫生厅。 　　第二道防线是四川省CDC。5月10日凌晨1时30分，省疾控中心微生物所接到指令：省人民医院怀疑有甲型H1N1流感病人，请马上组织试验诊断。 　　早已严阵以待的所长何树森当即调动了两组专家，一组打车带上eb设备到省人民医院现场采样，另一组开赴实验室启动系统、调试设备仪器。 　　凌晨3时左右，标本进入负压实验室，进入核酸提取技术流程及实时荧光定量RT—PCR(real-time RT-PCR)检测程序。5个多小时后，也就是10日上午9时，结果出来了：CT值(cut off字母缩写，意为切断值)为35。而世界卫生组织甲型H1N1流感病毒实验室检测方法，CT值小于40的检测标本判断为阳性。 　　四川省疾控中心主任康均行说，他们心里明白，如果这个结果确立，包某将成为内地第一例确诊的甲型H1N1流感病例。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零报告制度就要启动，各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就要响应。报还是不报？ 　　为谨慎起见，实验室启用另外一组病毒学专家再次试验，从样本处理开始的二次试验到下午2时左右，出来了的结果和第一次完全吻合。 　　“还是不放心，立刻和中国CDC病毒所的流行病学专家电话沟通，把病毒图谱传给了他们。”康均行说，专家看了图谱后认为可以作为甲型H1N1流感实验结果。此时，密切关注实验结果的省CDC、省卫生厅果断按照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上报了卫生部。卫生部网站在第一时间通报了这一重要信息，而各大媒体也及时向社会发布了四川发现内地首例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消息。 　　根据国家传染病防治有关法律，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需要国家CDC试验确定。康均行指示何树森上报国家CDC，并将病毒标本以最快速度送到北京。 　　康均行说：“由于国家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运送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平时要花四五天时间才能办下准运证。而这个病毒标本由于意义特殊，民航部门在当天下午5时左右就办好了准运证，包装符合生物安全要求后，通过专门通道送上10日晚8时的货机运往北京。当晚11时多，标本送到了中国CDC病毒所，研究人员连夜试验，11日早晨6时左右，告诉我们实验结果，确诊了。” 　　“密切接触者都已回家，找还是不找？” 　　5月10日晚，当四川省人民医院、省CDC高度怀疑包某为疑似甲型H1N1流感患者后，包某乘坐的编号为3U8882川航同机乘客要不要找回来隔离观察？ 　　康均行说，这也成了考验四川的超级难题。当时信息还不是很准确，但民航部门给的初步名单显示有143人，除了包某外，在他前后三排的乘客、其他乘客、包某一家3人打车的出租车司机，这些乘客回家后又接触了家人，一大批密切接触者大部分在省内，一小部分在省外。 　　康均行说：“第一代病人不可怕，可怕的是第二代。因为病毒会以我们不了解的速度和方式产生变异，使防控形势复杂化。” 　　10日晚8时，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召集各部门紧急开会，迅速启动四川省应对措施和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决定第一时间将情况向卫生部、民航管理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部门通报；对患者就诊的四川省人民医院进行终末消毒，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全力追踪其他密切接触者。 　　连夜参与“找人”行动的高新区桂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熊伟介绍说，当晚发生了很多意外和感人事件。“按照名单，我们区域内有6名乘客其中2人户口在高新区，但住在哪里不知道，电话也联系不上。这个时候，公安部门启动了户籍查询系统，快速找到了他们。有一个乘客没有来得及回家就从电视上看到了新闻，疾控人员打通电话后，他很配合没有回家，让妻子准备了几身衣服，由疾控人员带过来交给他。” 　　运送包某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则是凭借一张出租车上的爱心捐款小票被找到的。这个细节在当地广为流传，记者多次打车也体会到了这张为灾区捐款献爱心的小票所体现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当晚至次日中午，与包某同机的130多名乘客被找到，四川省政府把成都市郊区一家宾馆腾空，对这些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医学观察，对他们的家庭也实施了隔离、消毒等保护措施。截至5月13日，四川省内外所有与包某同机的乘客全部找到。 　　公卫系统利剑出鞘 　　第三道防线是成都市传染病医院。10日下午3时，包某被省CDC确定为疑似甲型H1N1流感后，被负压救护车转送到成都市传染病医院。 　　“当时，病人还是不配合，不愿意戴口罩，精神紧张、恐惧。”刚刚参加完5月9日四川省卫生厅和成都市卫生局组织的联合应急演练，就迎来了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人的成都市传染病医院负责人田明说。 　　“关键是隔离，这是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同时按照卫生部最新甲型H1N1流感防治方案对症治疗，用了‘达菲’和其他抗炎药物，效果非常明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派来的专家开出了中医药处方，对缓解患者症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13日晚，田明在成都市新闻发布会上说，包某由于病情好转，身体康复，出院指日可待，进入倒计时。 　　总结这场胜利的原因，无论是苏林、康均行还是田明，都把成绩归功于2003年SARS发生后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大力投入。 　　田明说：“SARS发生之前，我们传染病医院连CT、呼吸机等设备都没有，对付肝炎等慢性传染病还行，对烈性传染病则束手无策。现在大不一样，要设备容易多了。成都市还利用国债及投入巨资为传染病医院新修了大楼，这个月月底主体就竣工了，将极大地改善对传染病病人的收治能力，达到标准化治疗要求。” 　　苏林说，四川是个多灾多病的省份，甲、乙、丙三类39种传染病都有发生记录。四川又是养猪大省、家禽大省，易发人畜共患病。2003年SARS、2005年资阳猪链球菌、2006年人禽流感、去年汶川地震后防疫、现在的甲型H1N1流感，虽然连年不闲着，但是总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数量逐年下降： 2006年250多起，2007年150多起，2008年降到了几十起。根本原因是政府投入见了效果，特别是县、乡、村公共卫生网络发挥了作用，限制了事件从小变大、从单个变群体。 　　康均行说，如今新医改方案又把公共卫生系统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这些都增强了疾控系统打赢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斗的信心与实力。 　　观点 　　公民责任不可或缺 　　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需要政府全力投入，但公民的责任更不可或缺。值此非常时期，所有人特别是从海外疫区归国的同胞不应该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漠视卫生部门的提示和警告。 　　与内地首位甲型H1N1流感确诊患者同机的32人尚未找到，第二位输入性甲型H1N1流感病例又被发现，相比第一位患者，第二位患者由加拿大经北京抵山东，途中乘坐了飞机、火车等多种交通工具，病毒传播风险陡然增大许多。 　　针对第二个病例的出现，公众应当提高警惕，做好相关的卫生防范，但同时，也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毕竟，SARS之后，政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机制进行了建立和完善，当前，有关部门的防范举措比较到位，反应快速，相关抗病毒药物储备充足，我们应当对政府的处理能力有信心。况且，甲型H1N1流感的危险性要远低于SARS，不管是预防和治疗都相对容易，因此，公众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危害应有理性的认知。 　　两个病例的接连出现，给当下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让我们从公民责任的角度多一些反思。据报道，第一个病例在美国至日本的飞机上就曾出现了咽喉痛症状，但在北京下飞机时，患者并未如实地将不适症状告知卫生部门。而第二个病例连续两天高烧39℃却没有及时就医，拖着病体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往返各地。可以想象，倘若两位患者对甲型H1N1流感多一份警惕，发现相关症状及时就医，从而减少与他人的接触，那么，他们所引起的病毒传播风险肯定要降低很多。  　　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需要政府全力投入，但公民的责任更不可或缺。值此非常时期，所有公民特别是从海外疫区归国的同胞不应该有任何的侥幸心理，漠视卫生部门的提示和警告。卫生防疫，公民配合政府是一种责任，出现情况主动、及时就医，配合医疗隔离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自己、家人的健康负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关键在于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协作，政府关注公民的健康，公民理解并协助政府的工作。当然，这种协作会给公民的利益短时造成损害，如医疗隔离行动自由遭限制，工作生活受影响，但着眼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些牺牲是无法避免的，作为公民，必须有社会责任的担当。 　　当然，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完善自身的工作，如做好解释与劝导，让医疗隔离在严格执行的同时更人性化。  　　摘编自5月13日《 新京报》作者：韩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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