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去年10月15日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戴德哉向浙江大学药学院投诉自己曾经的学生、当时在浙江大学药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副教授贺海波未经同意，使用自己的一组数据在国外杂志发表论文算起，浙大课题组论文造假事件曝光已经4个多月；如果从今年2月3日有关媒体以“院士牵头课题组多篇论文涉嫌造假被国际期刊撤销”为题，公开披露浙大课题组论文造假算起，迄今也已快过去1个月时间。事件调查处理进展如何？真相究竟是什么？事发后浙大校方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防范这类事件再度发生？事件漩涡中心的师生们有没有受到影响？2月16日记者赴浙大采访，得到的答复是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待有进一步结果会向媒体公布。记者想了解的其他情况，也因药学院门禁甚严未能如愿。由于事件涉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记者多次联系采访工程院，得到的答复一如事发不久工程院方面的答复一样：此事正在调查之中。 本报记者 李天舒 贺海波不知所终 “没有证件，你是怎么进来的？”见有记者造访，浙江大学药学院办公室主任这样问。 在浙江大学漂亮的紫金港校区一隅，药学院所在的那栋5层楼算不上起眼，如果没有人指点难以找到。 和同一校区别的学院不一样，药学院大门内设立了来宾登记处，师生需核实证件方能出入，但记者还是侥幸混了进去。 药学院三楼的走廊尽头，便是中药药理研究室。贴在墙上的值班表上，已经找不到贺海波的名字。 2006年6月贺海波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进入浙江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李连达院士，研究室主任为吴理茂副教授。2008年7月贺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然而，自造假事件被披露后，去年11月13日被校方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的贺海波，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对于记者的突然出现虽然惊讶，负责实验室工作的陈老师还是很礼貌地说：“和外界想象的不一样，我们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大家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关注这些事情。” “外界的报道对你们有压力吗？”记者问。 “或多或少会有些影响。下一步怎么走，大家都不去想。” “贺博士走了以后，他的研究都停了吗？” “我们是一个课题组的，除了他，还有别的老师。他走了，其他人任务多了点。但可以负责任地说，课题没有受到影响，他指导的学生大家也一起带。” 然而,浙大校长杨卫曾向记者介绍说，这次事件的出现，使该实验室的发展遭到很大挫折。小组的8位研究生都对发展前途充满忧虑，整个组在最近几个月的期刊投稿都面临着由于不信任而遭到拒绝的局面。将来这些学生如何健康成长和获得学位，是目前药学院和学校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但认真考虑的结果是什么，目前不得而知。 至于事件发生后校方会采取哪些措施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杨卫曾对记者透露，有一个思路已经提上议程，对新教师、博士后的管理教育工作要加强，即从教育角度来编制一个正规、明晰的规定，一年对新教师进行一次培训，新入站博士后每3个月接受一次管理制度培训。另外，如通讯作者应负什么样的责任等内容也要普及教育。 记者在药学院还采访了两位研究生。一位说，现在社会上造假的论文这么多，一篇一篇查，谁能查得过来？另一位告诉记者，前几天导师开会，要求撰写的论文一定要将引用资料的出处标清楚。记者欲就此问题采访药学院院办主任，院办主任表示，事件还在查处中，不方便表态，一切问题都要由校方回答。 吴理茂仍未回来 浙大校方将接待媒体采访论文造假事件的任务交给了校新闻办。新闻办不在校行政楼，而在一栋白色月牙形大楼的顶楼，门上没有任何标志。 新闻办的高老师告诉记者，浙江大学公布了一份针对造假论文事件的调查报告。 记者仔细看了这份年前出来的调查报告，发现实际上仍是早就已经提供给媒体的那些内容。 就在记者离开浙大的当日，浙大新闻办给记者发来一份电子邮件说：“因为我校对该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在此期间，我们不再安排采访事宜。待有进一步的调查结果，我们会向媒体公布。” 浙大新闻办提供的报告说，调查还在进行中，有些当事人还没有“到场”。比如在所有造假论文中都联署名字的吴理茂，作为中药药理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已于2008年8月赴美做访问学者，按计划要于2010年8月才能回校。目前，学校要求他尽快回来，配合进一步的调查工作。 按照这样的说法，似乎是只有远在美国的吴理茂回来配合，调查工作才可能会有进展。 戴德哉：国外杂志要求我把事情说清楚 远在南京的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德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不是我首先揭发，而是国外杂志发现后，要求我将这件事情说清楚。” 戴德哉给记者披露了自己如何被动卷入这一事件的过程，有些因素充满了偶然。 2008年10月11日，戴德哉接到International J Cardiology（《国际心脏病学杂志》）副主编的函件，指出戴德哉实验室投至该刊的一篇论文与Phytotherapy Research（《植物治疗研究》）上已发表的论文中的有些图和表十分相似，看来出自同一原始数据，要求其作出合理的解释。戴德哉非常惊讶。 “2005年，我们曾在上海举办过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讲述了我们最新的研究结果，提出‘内皮素机制介导心肌中钙调控蛋白改变’的论点。会上邀请了多位国外专家，其中有一位专家，他后来担任了《国际心脏病学杂志》副主编。2007年11月，我又邀请他来我校参加一个小型学术会议，我们再次阐述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进展。他印象深刻，知道这一内皮素机制在国际学术界中，只有我的课题组在从事相关研究。去年，我们将一篇相关研究成果的论文投给《国际心脏病学杂志》被接受，他在例行浏览最新文献时，发现同样的数据出现在另一本期刊上。《国际心脏病学杂志》副主编把两篇文章pdf（一种电子文本方式）版全文寄给我，同时要求我说明情况。”戴德哉立刻发现，先他一步发表的“孪生论文”第一作者是贺海波，一位两年前从他的实验室毕业的博士。 两篇论文，所用药物不同，动物病理模型不同，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数据和图表，甚至有部分相关段落文字都相同。戴德哉发现，贺海波剽窃的戴德哉实验室资料，来自该实验室一位2005年毕业的博士生论文，也是这次我们投给《国际心脏病学杂志》论文的第二作者，目前人在美国。贺海波造假论文中张冠李戴，拼凑伪造。戴德哉告诉记者，造假文章和我们所投的论文十分相似。比如动物病理模型由心肌病改为心肌梗死，药物改为丹酚酸B和阳性参比药贝那普利(benazepril)。但如果只看Pubmed（美国医学网）的摘要，发现不了造假抄袭。只有通过对比pdf全文，才会发现端倪。 在第二次接到《国际心脏病学杂志》要求说明的函件时，戴德哉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出于捍卫学术清白的目的，戴德哉于2008年10月15日将《国际心脏病学杂志》来信和两篇pdf 全文，转发给浙江大学药学院领导，请他们分析事件的性质，并引起了浙大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接到戴德哉信后，浙江大学药学院要求贺海波写信给《植物治疗研究》主编，联系撤稿。但是贺海波给主编的信中未说抄袭，所以对方回答：错误可出勘误表，不能撤。结果引发了《国际心脏病学杂志》编辑部第3次来信，要求戴德哉写信给二位杂志主编，举证说明已发表在《植物治疗研究》的是造假论文。不得已，2008年10月18日，戴德哉致函《植物治疗研究》主编E M Williamson 教授，提出假数据抄袭来源。次日得到明确的撤稿回复，对方将来自浙江大学这一课题组成员已被接受的其他论文也一并撤去。 2008年10月23日，两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撤销伪造论文。 作为博士生导师，戴德哉对自己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感到无奈。事件发生后，贺海波曾专程来南京向导师道歉：“然而，他的行为影响了我们实验室的论文发表，他将师兄弟师姐妹们的实验数据拿走了，然后伪造论文发表了。” 学生造假根在老师 本报记者 谭 嘉 师生对面不相识 某医学院校一位研究生在毕业典礼上接受学院院长颁奖。院长问：“你的导师是谁啊？”学生有些尴尬地回答：“您就是我的导师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浙大药学院博士后论文造假事涉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李连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他并不清楚贺海波等人发表论文的情况。现在出现论文造假、一稿两投等问题，问题虽然发生在学生身上，但作为导师，他要承担疏于管理的责任。 对这样的说法，很多人吃惊：“导师怎么能不清楚学生的所作所为？”但在许多在读研究生看来，这种现象实在是太平常了。那位给自己带的研究生颁奖的院长，不是连自己带了多年的研究生都还不认识吗？ 正在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小吴告诉记者，他的一位同学拜在某医学院校一位知名教授门下。教授的社会兼职、学术活动都非常多，这位同学一年能见老师一两次就不错了，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实验室的“二老板”在指导。“和他比起来，我就幸福多了。每月都能有两三次和老师讨论课题、出门诊的机会。” 有调查显示，忙、带学生太多是研究生们对导师最为失望的两大主要原因。一位选择博导作为导师的硕士生自嘲地说：“导师也可能不认识我。我们都是‘自学成才’。”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大师兄带小师弟，老博士带新博士的现象在研究生培养中也极为普遍。 尴尬缘何而来 师生对面不相识的尴尬并非个例。有人士分析说，个中原因“不是导师名气太大，就是导师名气太小”。导师名气太大，自然也就很忙，顾不上学生；导师名气太小，没有资格招博士，只能以其他博导的名义招生，在自己麾下做事。而那位“挂名博导”自然很难记住“自己的研究生”的名字和相貌。 据有关调查显示，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远远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 “老师要有‘经历’和‘精力’才有能力带学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魏光辉教授说，做研究生导师要求有相应的学术水平、临床经验等，与此同时，也要求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学生。有的导师甚至一个人要带几十个博士、硕士。而学校也希望有能力、有水平、有声望的导师能够多带几名学生，多做几个课题，多发表几篇文章。但学生数量过多，导师实难顾及每一个学生。“导师一忙顾不上，学生又要着急毕业发论文，这样的论文恐怕很难保证货真价实。” 一位博士生导师则毫不讳言地指出，现在不少研究生导师对于学生的关注大不如前。较有名气的研究生导师，尤其是“大牌”导师常常是行政、科研、临床、教学一肩挑，行政工作就要占据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再除去科研和临床工作所占用的时间，留给学生的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 也有人士指出，现在博士生导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导师申请不到课题，学生无题可做，但为了毕业发论文就难免出现杜撰实验数据、编制虚假论文的问题。 老师必须对学生负责 魏光辉认为，医学院校的招生应当保持适度的规模，不应盲目扩招。否则师资力量的短缺，将非常不利于医学人才的培养。“学生只有在做导师真正思考中的课题，才能得到导师真正的指导。”导师的“idea”数量总是有限的，学生数量急剧膨胀，僧多粥少，老师对学生的指导就难以保证和真正落实，这也严重影响医学人才培养的质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杨培增说，导师的思维方式、做人做事的态度等对学生的影响，是其他人很难比拟的。因此做老师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否则就是误人子弟。现在，很多学生习惯称导师“老板”，师生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做研究就是帮老师干活，导师招研究生就是招人来干活，这种现状是非常不对的。“学生既然跟了你，你就必须对学生负起责任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廷玉教授则认为，杜绝学术造假，培养合格医学人才，“老师要与学生多交流、多沟通，过程监控很重要”。导师必须能够及时跟进学生的学习及研究进展，掌握学习研究的全过程，而不是不问过程，只看结果；不看实验，只看论文。 祛假“防火墙”该怎么建 本报记者 李天舒 沸沸扬扬的浙大论文造假事件，严厉考问了我国科研工作者的道德良知和学术诚信，也给我国现行的科研机制敲响了警钟。在论文造假事件频频被披露的今天，建立起能起作用的祛假“防火墙”已刻不容缓，有关各方再不能有鸵鸟心态，默不作声了。 实验室——论文发表不能“一路绿灯” “如果能堵住论文‘生产环节’的漏洞，这一造假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德哉说。 戴德哉说，实验室规范化管理要加强。从实验室出来的论文，第一作者要将论文中原始数据和图片记录保存完整，并严格核对，这一要求应成为制度。 戴德哉认为，导师和通信作者都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对所撰写论文的学术价值、科学性和原创性，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论文投寄前和投寄后所形成的pdf版本，导师都要审阅确认，返修中回答审稿者提问、版权转让书上签字和清样的校对，均要认真阅读和修改，然后才可以确认，绝对不可以让第一作者包揽。对数据和论文的核对和检查也必须重视，要有记录， 以备案可查，杜绝漏洞。 记者采访中获知，贺海波发表文章的欧洲学术杂志，论文发表要牵涉版面费，但费用不会很高，一般不超过100美元。如今也有不少学术杂志取消了版面费，但涉及彩色图片的话，都会收取不菲的彩色图片处理费，一张图片要价750美元，这笔费用一般都需要从课题经费中支出。此外，学术杂志要求所有署名作者都要签名表示知情。 因联署名字而被牵涉进论文造假事件的李连达院士，曾表明对造假论文从头到尾都毫不知情。学者方舟子指出，现在院士忙于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没有时间、精力从事科研，有的要带几十名研究生，想管也管不过来，连学生写好、投稿的论文都未必看，只管署名、签字，有时连签字也让人替代，这一现象值得关注。 学术期刊—— 追究制度应“终身有效” 今年2月初，因为几张图片错误，著名学术期刊《细胞》杂志撤销了一篇华人学者文章，此时距离这篇文章发表已9年。这种“终身有效”的追究制度，可否杜绝学术不端者的侥幸心理？ 据了解，《细胞》将200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细菌感染与天然免疫激活的研究性文章撤销，原因是文章的图片出现了问题。这一事件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不是因为撤销论文本身，而是时隔9年后，作为学术杂志所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即一旦发现可疑论文，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撤销没商量。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施焕中教授指出，国外优秀的医学杂志发稿过程非常复杂，一般程序是作者通过互联网投稿，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要求向杂志编辑部推荐3到5名审稿人，也可以提出不希望审稿的审稿人名单，但要附上理由，比如“从前的合作者”或者“有利益冲突”等。这是第一关，杂志会决定是否退稿，有时会由论文直接负责的副主编来判断是否采用，所推荐的审稿人不一定被全部采纳。 稿件送审后，专家如果认为价值不大，提出退稿意见，论文发表也“没戏”。但如果决定采用，作者还需要根据专家反馈意见进行修改，修改后再送审，有时需要反复多个来回。施焕中说，这一过程体现了学术杂志的严谨，有时论文投稿到发表要耗时一年多。但现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从接受论文到发表论文的时间会很短，原因是这些杂志越来越注重科研的时效性，同时也有强大的专业队伍支持。 为提高学术期刊和科研项目管理机构辨别学术不端文献的能力，国外部分学术杂志建立了先由权威专家评估，之后再由权威评审专家研读论文，最后请一些立场中立的科学家一起研究相关成果是否具有代表性，从而决定能否发表的“三重安全防卫体系”。但即使这样，这一体系也并不能堵住所有的造假论文。比如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干细胞研究中造假，曾震惊世界。 为此，各学术期刊都加大了对造假论文的打击力度。这次贺海波东窗事发，就是学术期刊的副总编通过检索系统发现了问题。有专家就表示，学术杂志除了严格的程序，对造假论文还应有“终身有效”的严惩，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无论事件过去多久，都要撤销论文以此警告后来者。 科研院所——化“被动”为“主动” 造假论文持续造假一年多时间，数量也不是一篇两篇，为何没有被所在的浙江大学发现呢？主动性监管机制为何失灵了呢？ 有专家接受采访时指出，反学术不端行为，不能完全寄希望于科研工作者的“自律”，科研院所要建立主动性学术监管体系，建立学术不端者档案库，以避免出了问题就去堵“窟窿”的被动局面。 据了解，浙江大学2004年就出台了《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对教师、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进行学术活动时提出了应遵守的学术道德规范。学校还成立了由学校常务副校长为组长，分管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及院系负责人为成员的学术道德问题调查组，负责对涉嫌违反学术道德的教师进行调查。 然而，文件对造假者没有起到吓阻作用，而学术道德问题调查组更多是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有科研工作者告诉记者，在论文发表过程中，大学和科研院所起到的主要是一个论文备案和收集的作用，缺乏防范学术道德出问题的手段和机制，有的处罚也就是走过场，甚至都没有剥夺造假者凭借造假论文所获得的各种荣誉和利益，这样怎么行。 体制反思——重视论文别“热过了头” 贺海波事件发生在浙江大学，而恰恰是这所大学，这几年超越了国内众多知名高校，在SCI论文排名上稳居第一。放在造假事件的背景下来看，这很耐人寻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大学博士后，把造假根源指向了浙江大学的“业绩点制度”。他说，浙江大学每年对科研工作者的工作量考核，奖金和岗位津贴发放都是基于当年的业绩点来统计，为此还出台了详细的业绩点政策，细化到一篇论文多少业绩点（分SCI、EI、国内核心刊物等档次）。发表一篇文章有几个作者，业绩点就由这几个作者分，第一和第二作者比重较大。业绩点多，岗位津贴和奖金就高，甚至副教授的工资会超过教授。业绩点制度极大鼓励了科研工作者发表文章的热情。 对此，有医生指出，类似政策各科研院所大同小异。相比之下，有的医疗机构直接开出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奖金，重奖在国外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医务工作者。这位医生很担忧地对记者说，很多发表的论文，没有后续性研究，纯粹属于为了发论文而作的研究，基本没有惠及临床的可能性。 专家指出，论文造假事件从侧面反映了科学界缺乏对科学研究的客观评判标准。唯“论文”是瞻的现状显示，对于科研工作的评价迫切需要多元化的指标，同时要弱化论文的硬性作用，才能给论文热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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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课题组论文造假事件：真相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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